大乘佛教哲學導論期中報告,S04190032,蔡京達

週一, 十一月 12. 2018

系級:哲學四
學號:s04190032
姓名:蔡京達
報告題目:淺論西方基督教及大乘佛教之哲學差異

(一) 研究動機:

由於本組的報告內容為大乘佛教之方法論探討,是故筆者認為其主題得進一步詳論之,不過並非單以大乘佛教做討論主軸,而是配合西方基督教一同進行比較,於哲學上或是方法論上的分析異同與比較之,故試而探討之。

(二) 正文內容:

西方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曾以形上學論證上帝存在之證明。其中最為著名的「我思,故我在。」一詞便是從其論證中被提出,而我思故我在則是笛卡兒在為尋求不可質疑的事物時,將世間一切事物以懷疑論的眼光進行批判的思想實驗,最終笛卡兒以為縱世間一切事物難保出於惡意的「惡魔」誘騙,但依然需要有一位負責「被誘騙」的角色,方可成立騙局,而自己,我便是那個被一切所誘騙的角色,因此自己不適虛假偽造的,因為要是連自己也是虛假的,那惡魔的騙局將毫無任何意義,故而「我思,故我在。」,當我思考這一切時,也必暗示了我存在。
而我們存在則是出於上帝所造,其證明便是我們具有上帝及永恆這種無限性的概念,我們所接觸的有限性世界所經驗到的事物必然是有限性的,即意我們所具備的無限性概念必是出於經驗以外的事物,也就是無限性的事物,唯有這樣才得以解釋我們為何具有其認知。而因為上帝的至善,所以祂所造之物必然亦是以善為目的,故我們其實大可不必陷入唯我論的窘境,因為世間一切由上帝所建,上帝不會也不需要用欺騙的方式對待我們,無須擔心世間一切遭到誘騙。
由上述我們可得而知,西方基督教世界觀對於宗教形象上有明確的見解及方針,如笛卡兒所論上帝是至善的便是其一,雖然對於何謂上帝、何謂真理,教會或當時的哲學家實為採不可知論論述之,如笛卡兒曾論雖然其心中無限允衡的概念確切而言究竟維何物他也不甚了解,但只要知道上帝才是全面了解這些的唯一實體便足矣。但教會或當時文化氛圍便是主張,唯有依循聖經之規範,便可更加親近上帝,從而更加解除迷惘,雖然規範的執行,各門派各有其見解。總體而言,明確的概念使以方法論尋求如何研究基督教,與大乘佛教相較下確實有方向許多。
大乘佛教則相較於前者,要了解其中意義,不單是對於未曾接觸過的大外行而言,甚至深讀其中的研究者而言,都未必對其輪廓有明確的見解。就以歷史學而言,大乘佛教最初期的經典《般若經》,雖然《般若經》又有《八千頌般若經》、《金剛般若經》、《二萬五千頌般若經》等不同經典,但般若經為最早的大乘佛教所研究的經典此事實勢必無人有異議的。而從大乘佛教最早的經典中我們也可見到一句時常被提及的佛教用語,「色即是空」,如《二萬五千頌般若經》中所言「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而所謂的「色」即是顏色、形狀,我們知覺的對向而存在之物,即存有物。「空」是說我們知覺與思維的對象者,事實上不是有(存有物),而是無,概念就如同數學上的零一樣。
無疑的,如此的論述在邏輯學上就如同「A為非A」一樣,令人感到矛盾。但「A為非A」的概念可說是貫通了般若經的意涵,例如二諦概念中,樹俗諦與勝義諦貌似兩種不同具有高低優位之差的事物,但實際上兩者實為同一事物,如銅板的正反面一樣。然而又衍生出上述類似的問題,勝義諦為根本智,是無言說無分別的,而以教言說真理的就是世俗諦,當然,言說並非人人皆可言說,唯有開悟者才能言說。問題就在此處,領悟到的真理有分可言說跟不可言說之分,但應為同樣的真理才對。
因此對於佛學的方法論上以現行的文獻學及史學研究往往都會碰到瓶頸,因為研究者非悟道、開悟者,無法以言說的方式闡明類似A為非A般的矛盾,非開悟者貿然論之必會受到質疑,因為就像為理解道理而擅自解讀一樣,其見解固然無法令人信服。因此佛教學的研究多在文獻及史學上設法旁敲側擊,以推論出其意義,但文獻學光是對於上述矛盾就無法單以語句邏輯論之,而史學更是無法說明大乘佛教的真理意象為何。故現代對於佛教研究文獻固然比起人類歷史任何時期以來多上許多,不過依然止於「瓶頸」當中,無法更深入的研究佛教學。

(三) 結語:

在與西方基督教作為比較後,雖然看似基督教的方法論問題上似乎比起大乘佛教還要有明確的方向跟方法,但實際上而言兩者其實都依然陷入上述的瓶頸當中。笛卡兒雖然試論證了上帝的存在,但對於上帝的真理為何依然採不可知論,因為那是無限的知識,我們一般人無能力也不可能了解,在笛卡兒後繼的哲學家們基本上也未多做解釋,僅就形上學方面進行批判與改進,而在形上學發展上,上帝也從基督教的人格神,轉為機械性的機關,直到後期上帝也被排除於形上學的論證中。
由此可知,在宗教信仰方面,縱有明確的教義概念、良好的指示方向,要藉由研究經典而通曉其宗教的「真理」,並設法找到研究的方法論,以理性分析之,實為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或許宗教以作為人類信仰而言,是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撇除了信仰而研究之,就如同以理性的眼光分析感性的行為模式一樣,始終都無法有明確的瞭解,雖然從經驗法則的相關方法可以進一步的理解行為的原因跟模式,但依然無法完全掌握其行為,理性的預測依然會有所偏差,而研究宗教亦是如此。

(四) 參考資料 :
1.大乘佛教思想,東大圖書公司出版,民91年5月初版一刷
2.笛卡兒.我思故我在:「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第一哲學代表作,野人文化出版,2018年5月初版

大乘佛教的方法論(第四組,S04190032,蔡京達)

週三, 十月 10. 2018

上田義文於本章所探討的問題在於「如何研究(大乘)佛教?」,上田甚至指稱現代佛教學可說是橫向發展或者僅是數量增多,「......就此而言,雖然有其意義,但用這樣的方法,佛教學不會有質的進步。
而研究佛教學的上田為何有此此說呢?原因與佛教的本質相距不遠,以西方文化的根基之一,聖經為例,聖經中部但有明確的「第一因」,甚至也告訴世人「信我得永生」這樣的明確方向與前進目標,因此後世的信仰者皆在這條明確的道路上前進。然而佛教卻並非如此,於《中論》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說戲論寂滅、吉祥的緣起」,此「戲論寂滅」是用來修飾緣起的形容詞,而戲論則是梵文的言說(vác),衍生義為「不以戲論來戲論」,即「不以言說來說」。此也是上田對於現代佛教學感到瓶頸的原因,因為佛教道義「不以言說來言說」。倘若如此,那麼以文獻學或是歷史學的角度來研究並闡述佛教,都有極大的可能與其原本的意涵有所背離,甚至背後的本質、引領開悟的導向都將無緣出現在世人認知當中,誠如上田所言的「佛畢竟是開了悟才能說desanā,未開悟的文獻學者如何能說、能寫desanā呢?」此言便簡論了為何現代佛教學運用文獻學跟歷史學作為研究佛學經典會有許多不妥之處,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如此的方法論未能入其道。這便是上田勉勵後人探討佛教的方法論,並找出方法解決佛教學瓶頸的原因。